芬蘭 由貧窮國躍升幸福國的秘密
文／蕭富元 攝影／楊煥世 2007-11-22
僻處極地，曾經是最貧窮的國家， 也曾被東西兩強佔領，苦命八百年的芬蘭， 如何用三大策略，變身幸福國， 成為全世界爭相學習的典範？
芬蘭 由貧窮國躍升幸福國的秘密
芬蘭總統府外幾乎看不到守衛。樸實無華的三層樓建築物，正對蔚藍海港，相隔不到一百公尺。大型波羅的海郵輪轟然入港，愈靠愈近，猶如巨鷹俯衝，幾乎叼下這棟由鹽倉改建的白色總統府。
總統府斜對街，是攤販雲集的赫爾辛基市場。大白天，又是賣魚、又是賣花，一派熱鬧。總統哈洛寧的貴賓得忍著腥臭味，入府晉見這位芬蘭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外交部顧及國家顏面，曾經柔性勸離攤販；攤販反問，在這裡做生意礙著誰了？要搬，總統府搬。
結果，攤販照常賣他的魚，國賓照樣摸著腥臭味進總統府。在芬蘭，天大；地大；民大；官？不大。
移居芬蘭將近五年的一位台灣人羨慕不已，時局再差，芬蘭官員也說不出大家要共體時艱這種話。那是人民的自由選擇，不是政府無能的遁詞。
小國奇蹟
歷史的鎂光燈總是探照在以小抗大的英雄身上。如果說，九○年代轟動全球的小國奇蹟是由台灣主演，千禧年後上演的續集，則由芬蘭擔綱最佳主角。
在過去六年中，芬蘭四次摘下世界經濟論壇（ＷＥＦ）全球競爭力桂冠。芬蘭十五歲中學生，在四十三個先進國的「國際學生評量計劃」（ＰＩＳＡ）大賽中，蟬聯兩次總冠軍。國際透明組織公布的最清廉政府榜單上，榜首還是芬蘭。
主流的流行文化，芬蘭人也沒有缺席。搖滾樂團Lordi去年在歐洲音樂大賽獲得史上首冠，那個晚上，主唱「Mr. Lordi」（Lordi芬蘭文是主的意思）精心戴著一頂白底藍十字芬蘭國旗帽，舉國瘋狂，在街頭揮舞國旗、按喇叭慶祝。愛畫畫、也許並不特別喜歡重金屬樂的總統，還拍賀電給這團打扮成惡魔的「芬蘭之光」。
就像是養了一手好牌，怎麼打怎麼贏。芬蘭成了典範移轉的新標竿，頻頻登上國際主流媒體的封面。
地圖上看芬蘭，長得像一個穿著長裙、高舉右手的仕女（左手在二次大戰後割給了前蘇聯）。怎麼看，芬蘭都不是豪門千金，歐洲人稱它「波羅的海的女兒」，總有那麼一點苦命的暗示。
冷酷異境，東西通吃
論歲數，芬蘭還比中華民國小六歲；論發展，芬蘭和台灣幾乎同時進行工業化、同步發展資訊科技；論尺寸，使用芬蘭文的人，不過是使用正體字的四分之一；論地緣，台灣隔海有一個不甚友善的「暴發戶」，芬蘭則是被兩個總共佔領它超過八百年的「大戶」東西零距離挾住（芬蘭人多羨慕有那條台灣海峽！）。
儘管僻處極地，全球的芬蘭熱未曾降溫。作家吳祥輝去了芬蘭，讚嘆連連，寫了一本《驚豔芬蘭》驚豔台灣。前年，美國《華盛頓郵報》副主編凱瑟（R. Kaiser）到芬蘭採訪，返美後刊出一系列報導，反省：「如果我們那麼有錢、又聰明，為什麼不能像他們？」邊陲芬蘭讓中心美國憮然有愧。
為什麼？是因為芬蘭人聰明，還是幸運？
如果，「生於憂患」也能算運氣，那麼，芬蘭可以說得天獨厚。
芬蘭不是北歐「正黃旗」，它不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語言、人種皆與北歐諸國殊異，在日耳曼語系裡，「芬人」（Finns）指的是北歐狩獵採集的原始人。歐洲人從不把芬蘭當歐洲國家看待，在冷戰時期，歐洲甚至視芬蘭為遊走資本主義和共產社會的「雙面間諜」，戒它防它。
對於不歐不亞、不東不西的尷尬處境，芬蘭人刻骨銘心。芬蘭人不訴諸激情，反而用智慧來證明，它並非兩面國，而是東西世界的戰略緩衝地。芬蘭還用智慧折服一向有優越感的歐洲和北歐鄰邦，在文化和經濟上，它也可以是贏家。
芬蘭模式的「三隻腳」
「芬蘭模式」是近年經濟學家熱中研究的主題，當過二十一年國會議員、六十四歲的總統哈洛寧十月中旬應倫敦政經學院邀請演講，娓娓道出芬蘭從一個最貧窮、最遙遠的國度，變成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國家，秘方就是這一帖集合「民主、完善治理、社會福利和投資教育」的芬蘭模式。
芬蘭鼎起聰明的三足——務實哲學、福利制度和聰明的投資策略——穩穩踏上強國之路。
年輕的國家
芬蘭共和國，至今只有90歲，比中華民國還少了六歲。芬蘭在13世紀之後，就成為瑞典的領土；之後俄國勢力崛起，1809年瑞典敗於俄國，因此割讓芬蘭，芬蘭成為帝俄所屬的自治大公國（由俄國沙皇兼任大公，最後一任大公也就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直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為止。芬蘭於1917年12月6日宣布獨立（這天也成為芬蘭國慶日），並且獲得當時列寧等人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政府承認。
Smart philosophy 務實，智慧的開始
要找一個詞來形容芬蘭，務實是最好的選項之一。務實哲學讓芬蘭即使面對惡劣情勢，也能保住民主和完善治理。既然改變不了地理位置，乾脆順勢而為，化雙面夾擊為雙面助攻。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東望西進，芬蘭雙箭齊發。
赫爾辛基九月天，彷彿要貪婪吸收夏天最後一道餘溫，市中心這棟有百年歷史的正宗芬蘭餐廳，透明玻璃牆內牆外坐滿了人。六十開外的外交部新聞官瑪利亞蓮娜，兩年前才從巴黎調回芬蘭，難得坐在十五℃的陽光下享受芬蘭最道地的鮭魚。吃完中飯，她還要搭電車去學俄語。
有著芬蘭典型寬廣身材的她解釋，這幾年俄羅斯經濟風馳電掣，申請到芬蘭旅遊、經商的人愈來愈多，她經常要去三百多公里外的聖彼得堡審核簽證業務，「會說一點俄語比較實際。」
能說四種語言的瑪利亞蓮娜再過幾年就要退休了，學俄語除了是公務需要，也是想直接知道俄羅斯人在想什麼。
對芬蘭人來說，了解俄羅斯人在想什麼，不是什麼個人興趣，而是攸關國家安全。
今年九月，芬蘭國防部長造訪美國首府華盛頓，在公開演講時，就率性直陳，今日芬蘭的三大威脅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俄羅斯之於芬蘭，正如中國大陸之於台灣，是威脅，也是機會。在料理芬俄雙邊關係時，芬蘭奉行特有的「Sisu」（膽識）哲學：遇逆境時務實不蠻勇，堅毅完成該完成的任務。
認清現實，智慧的開始
獨立已經九十年，和前蘇聯兩次決定命運的戰爭（冬戰、續戰）也結束一甲子，提到前「祖國」，芬蘭還是有那麼一點顧忌。芬蘭從建國以來，就不拘侑意識型態，堅定走務實政治路線（realpolitik）。只要上過學，都背得出前總統帕西奇夫（J.K. Paasikivi）的這句名言：「認清事實是智慧的開端。」芬蘭人知道，得有「唯智者，能以小事大」的能耐，他們堅持的民主體制才能維繫至今。
「芬俄邊界有一千三百多公里長，到現在都還有地雷，不務實，芬蘭不能永遠保持繁榮，」二十二歲創立芬蘭第一家線上防毒軟體公司F-Secure，董事長席拉斯瑪（R. Siilasmaa）用他低沉緩慢的聲音說，安全與發展是芬蘭的首要目標，不務實，一切都是空談。
為了生存，芬蘭硬生生吞下「割讓十分之一國土、六年內賠償六億美元、外交決定要經過蘇聯同意」的歷史屈辱，求得東線無戰事；芬蘭也因為對蘇聯瞻前顧後，飽受西歐世界批評，德國媒體甚至發明Finlandisation這個詞，來揶揄小國面對大國時的處處自我設限。芬蘭媒體少見反蘇言論，公共圖書館還曾列一千七百多本書為禁書，拒絕陳列，因為內容反蘇。
再委屈，領導人也從來不公開批評「俄」鄰。和俄羅斯和平共處，是芬蘭最高的現實。儘管蘇聯已經在十六年前灰飛煙滅，至今芬蘭還是沒有加入以抗俄為成立宗旨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ＮＡＴＯ）。
芬蘭務實看待俄羅斯，除了安全顧慮，還有經濟盤算。
二次大戰之後的五十年間，蘇聯是芬蘭最大的出口市場，佔芬蘭對外貿易額的四分之一。蘇聯解體後，芬蘭ＧＤＰ兩年內掉了一○％，就業率狂跌二○％，對蘇聯的依存可見一斑。
到現在，俄羅斯仍是芬蘭第二大貿易伙伴，每年對俄羅斯出口值成長二五％；此外，俄羅斯還是芬蘭最大的能源與原物料供應國。應對進退，大意不得。
超英趕美，西方富國
也是因禍得福，為了償還戰爭賠款，芬蘭在短時間內發展出堅強的重工業基礎，馳名世界的諾基亞和造船、造紙業，都大發「國難」利市。芬蘭像是國家版的灰姑娘，靠出口到東邊市場的木材紙漿和金屬工業，快速工業化。在八○年代超英趕美，一舉追上傳統西歐強國，躋身西方富國之林。
隨著俄羅斯成為世界三大新興市場，芬蘭的戰略位置愈顯重要。位在芬蘭東南方的瓦力瑪（Vaalimaa），是歐盟進出俄羅斯最主要的關卡，每年有兩百萬人次經過這裡往返歐俄。芬蘭邊境海關抱怨，這裡幾乎天天大塞車，每天都有上千輛卡車排隊出入關。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分析，芬蘭已經成為世界產品輸入俄羅斯的「重要導管」，西歐國家透國芬蘭，將產品送到俄羅斯這個超級市場；畢竟，最會跟俄羅斯打交道、做生意的，還是芬蘭人。
「芬蘭不能錯過俄羅斯的機會，芬蘭企業未來要靠它成長，」芬蘭科技與工業協會創新中心主任亞拉亞斯齊（J. Yla-Jaaski）不諱言。
就以芬蘭零售業龍頭、有一百四十五年歷史的Stockmann集團為例，有四分之一的銷售額和獲利都來自以俄羅斯為中心的波羅的海四國，這塊區域共有一億五千萬人口，對只有五百萬人的芬蘭，簡直是一只生意源源不絕的聚寶盆。
通往亞洲的市場，要經過芬蘭
東望之外，芬蘭也絕對不自外於歐洲。
芬蘭自十二年前加入歐盟後，就安分且積極地扮演模範生角色，率先遵守並實現歐盟各種協議，也是北歐唯一使用歐元的國家。芬蘭並提供他們的對俄「專業」，協助歐盟和俄羅斯打交道，歐俄之間的重要高峰會議，經常都由芬蘭當東道主，負責穿針引線。
芬蘭加入歐洲大家庭，也名正言順分散出口重心，如今，歐盟十五國佔芬蘭的貿易量已有六五％，芬蘭超過七成的資金是投資在歐盟各國。
除了東守俄羅斯、西拓歐洲，芬蘭更南開亞洲市場。
芬蘭曾經以「北歐的日本」自居，引進並學習日本的產業發展模式。早在亞洲市場崛起之前，芬蘭已目光獨具，經營自己的亞洲策略，婉拒加入北歐四國共組的北歐航空，獨自培養國家航空。芬航不和歐洲人搶歐洲、搶美國，而是先發搶亞洲，利用本身東西緩衝區的地理優勢，大力開拓亞洲航線，成為北歐飛亞洲航班最多的航空公司。
於是，北歐通往亞洲的市場，要經過芬蘭。
雖然開車到哥本哈根國際機場只要二十分鐘，瑞典第三大城馬爾摩的創業家哈肯森（L-G Hakansson），要去巡視他的上海工廠時，還是繞路先到赫爾辛基，再轉飛亞洲。「那是去亞洲最快的路，」經營汽車零件再製業務的哈肯森說。
芬蘭人的務實，並不是短視的現實主義，而是深謀遠慮後的精算抉擇。從一個敏感的政策議題，即可見芬蘭從遠看近的務實思考。
環境部司長尤蘇卡寧（J. Uosukainen）舉例，早在這波能源荒發生之前，芬蘭就已警覺太過依賴俄羅斯能源；他們也注意到，芬蘭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全歐第二高，遲早會面臨歐盟的減碳壓力。在政府民間多方討論後，芬蘭達成共識：打破歐洲高舉二十年的反核神主牌，成為西方世界第一個重新使用核能的國家。
芬蘭現在已經有四座核電廠，第五座兩年內完工，目前正在評估第六座。至於最頭痛的核廢料問題，在芬蘭也不曾造成衝突，處置廠所在地居民以壓倒性的三分之二，贊成設在自己家門口。
「只要是對未來有利的事情，芬蘭人一定會去做，」尤蘇卡寧強調，芬蘭沒有對抗意識，只有務實意識。
從六○年代歐洲的窮國，八○年代追過歐美水準，到現在國民所得名列全球第十名，芬蘭人聰明務實的思維，讓這個偏遠的北大荒，每二十年量子躍變一次，不斷累積前進的能量。
Smart system 福利國家2.0
在拉普蘭省第一大城羅瓦涅米市當記者的亞諾，已經休了兩個月的爸爸假，專職在家照顧剛滿一歲的女兒薩卡，還有兩隻很愛叫的狗。
九月初，跨在北極圈上的羅瓦涅米，陽光虛弱，還不到十度。剃著大光頭的亞諾和太太牽著牙牙學語的薩卡，在河邊住家的前院草坪，蹣跚學步。
亞諾很感謝政府讓他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和等了十幾年的女兒朝夕相處。育嬰假的這半年，政府每個月會給他三百歐元，當作是照護國家未來納稅人的津貼。亞諾從沒擔心過薩卡未來的教育，只要她願意讀書，政府會一路養她到大學，甚至是碩士、博士。
「我的責任就是讓她吃飽，其他花費不必煩惱。」當然，亞諾最大的煩惱，就是這麼慷慨的福利，有一天會不會撐不下去。
社會福利無所不在
在芬蘭，像亞諾這種專職奶爸，漸成潮流，每年以倍數成長。
芬蘭無所不在的社會福利，反映出傳統的北歐思維：政府存在的價值，是照顧好「每一個」人民。美國那套小政府大社會的理論，芬蘭人並不信服。芬蘭政府每年用在社會福利的支出，佔四分之一的ＧＤＰ，比重是美國的兩倍多，台灣的五倍。
福利制度的設計，同時還是拉高芬蘭國家競爭力的策略一環。
社會福利太好，將損及國家競爭力，這種魚或熊掌的兩難，不在芬蘭人的邏輯裡。
過去十年，芬蘭經濟成長率平均每年達三．五％，去年更衝破五．五％，創十年新高。競爭力大師麥可波特（M. Porter）去年底研究，在全世界一二二個國家中，芬蘭的企業競爭力，僅次於美國、德國，名列第三。「真正的競爭力是用生產力來衡量，」波特強調，在北歐國家中，芬蘭過去十年的生產力成長最多。
在芬蘭的國家發展藍圖中，社會福利是國家競爭力的引擎，而非阻力。社會福利和發展科技，更是魚幫水、水幫魚的雙贏政策。
芬蘭自六○年代開始推動社會福利，便深信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的策略，擅長能源經濟的經濟學家柯穆拉寧（K. Komulainen）分析，芬蘭認為透過福利制度、教育改革和財富平均分配，可以帶動經濟成長；經濟成長又會增加財富；更多的財富，可以創造更好的福利；更好的福利，又會刺激更高的成長。
勞工經濟研究所所長基恩德（J. Kiander）也反思，芬蘭的產業結構能夠從以比較利益為主的重工業，轉型為以競爭優勢為基礎的科技業，關鍵就在社會福利制度。
冒險不必餓肚子
「好的社會福利讓人願意冒險；冒險，才能促進競爭力，」基恩德肯定，愈是靠知識吃飯，愈需要社會福利做後盾，讓人民沒有害怕失敗的無形焦慮。在芬蘭，失業後，有政府十八個月、七成薪水的保障，「冒險，不會讓你餓肚子。」
凡出國演講，提到芬蘭經驗，總統哈洛寧必然不厭其煩強調：「競爭力和社會福利並不是互相排斥。人民不需要選擇，可以同時兼有競爭力和社會正義。」
二十歲就拿到博士學位、以《資訊社會福利國家》一書聞名的芬蘭學者海莫能（P. Himanen）特別以「福利國家2.0」，描述芬蘭夢的特質，就在於「大家都能住在一個既有創意又有照顧的世界」，曾參與擬定芬蘭「資訊社會發展策略」的海莫能形容。
可以這麼說，上個世紀的美國夢是靠個人競爭努力圓夢，這個世紀的芬蘭夢則由個人努力和政府福利，小手大手相互牽成。
芬蘭的福利制度，是以眾生平等為基礎。不必要有富爸爸，也不必靠一次偶然的出生，芬蘭人沒有輸在起跑點的壓力。
芬蘭是歐洲唯一既沒有王室也沒有土生土長貴族的國家，原本就具有普世平等的思想。千年來，夾在俄國、瑞典和德國三個時刻覬覦它的強國間，芬蘭團結意識一向強烈。一百四十年前，芬蘭又遇到罕見大飢荒，一口氣失去一五％的人口，芬蘭人深信「唯有團結平等才能生存」，一個芬蘭人都少不得。
平等的代價並不便宜。芬蘭所得稅率從三五％起跳，最高超過六○％。國家將近一半的ＧＤＰ是來自稅收，位居全球第六高。在各種國家競爭力指標中，稅負過重通常是芬蘭表現最差的一門，總是拉低總成績。
同樣是課重稅，相較於其他北歐鄰邦，芬蘭人似乎繳得更心甘情願。
總統的夏屋在漏水
二十八歲的赫蒂在赫爾辛基大學當講師，她每個月只能領到一半薪水，另外那一半，她連摸都沒摸過，就直接扣稅進國庫。赫蒂從來沒抱怨過，為什麼要用她的薪水去養不願工作的人。「走在路上，我喜歡那種四周的人都過得很好的感覺。」談到她「消失的那一半收入」可以造福人群時，會說五國語言的赫蒂，真情流露。
在芬蘭，平等是一種生活態度，不是施捨的口號。外交部駐芬蘭代表處組長劉翼平還記得，一次在機場，看到前任總統阿赫蒂薩里（M.O.K. Ahtisaari）自己拖著行李，和民眾一起排隊通關，他現在仍身兼要職，是聯合國派去塞爾維亞和柯索沃的談判特使。
現任總統也是沒架子出了名。去年被民眾票選為史上第五偉大芬蘭人的哈洛寧，曾經是激進的全國學生會會長，七年前就任總統，出入從來只有兩名隨扈，百貨公司聖誕折扣也會跟著去搶便宜貨。
九月初，《金融時報》特派員採訪她，哈洛寧特別選在她的夏屋，糗的是，那天下雨，會客室天花板漏水了，只好移到客廳見記者。
翻遍芬蘭報章廣告，看不到富豪名媛新聞，也鮮少奢華時尚的報導。就拿四十一歲的席拉斯瑪來說，儘管已經是億萬富翁，他的太太還是繼續在小學教書，沒有貴婦派頭。
最能展現芬蘭的平等價值，是在道路上。芬蘭的交通違規罰款是按照犯行輕重以及所得「累進」，賺得愈多罰得愈多。前幾年，某二十七歲網路創業家開著拉風的ＢＭＷ跑車，以一百一十公里時速飆過市區。
賓果！吃下一張相當於兩百三十幾萬台幣的罰單。
這哪裡是公平？芬蘭法律規定，既然犯法，有錢人受懲罰的「痛苦」程度，應該和窮人同樣平等。
這位科技新貴並沒有找議員關說或走後門銷單，而是發揮佔芬蘭八三％人口的路德教派誠信美德，把罰款繳清。也是科技新貴的席拉斯瑪不無驕傲地說，芬蘭是唯一把戰爭賠款全部付清的國家，「只要是責任，我們一定會完成。」
Smart strategy 投資腦力
那一年冬天，赫爾辛基苦寒如常，芬蘭建國後最殘酷的大蕭條即將來臨。二十一歲的托瓦茲窩在大學宿舍，埋頭寫他的程式。改寫全球電腦歷史、動搖微軟霸業的Linux作業系統，一九九一年從寒冷的芬蘭點火，燒遍了世界。
芬蘭三寶
至此，「芬蘭三寶」全員到齊：聖誕老人、諾基亞和托瓦茲，三樣國寶都是芬蘭「腦力」的智慧結晶。
芬蘭人說話總是三句不離：「芬蘭是個小國」。小？有九個台灣大呢！因為覺得自己小，芬蘭才鐵了心孤注一擲投資教育和研發。這兩筆投資所花的經費，每年佔去一○％的ＧＤＰ，是除了社會福利之外，芬蘭政府最重要的支出。
台大國際企業系教授湯明哲研究，芬蘭經濟在五十年之間，從比較利益（森林）到資本密集，最後是利用全球競爭優勢，用的正是「從樹木到樹人」的策略選擇。
有最重要經濟學家美譽的薩克斯（J. Sachs）曾稱讚，芬蘭是全世界最會組織「腦力」的國家。遠在七○年代，芬蘭立定發展科技強國的方向後，隨即大幅改革基礎教育，為小孩提供免費且高品質的教育。在芬蘭讀大學免學費，大學生每個月還可領二六○歐元津貼、將近兩百歐元的住宿補貼，以及二二○歐元的低利就學貸款。
三十年算下來，政府這筆投資價值連城，不但中學生數理、閱讀、解決問題的能力技壓群倫（詳見《天下雜誌》十一月七日出刊的三八四期教育特刊），高等教育也表現不俗，在今年世界經濟論壇的國際排名中，「高等教育人才與訓練」這項評比仍獨佔鰲頭。
工程師社會
芬蘭投資腦力，並不是亂槍打鳥，而是專注將資源集中在幾個重要領域，尤其是資訊與通訊工程產業，芬蘭人就常自稱他們是工程師社會。
有一則芬蘭笑話：「換燈泡需要幾個芬蘭人？零個，因為芬蘭人全都是工程師，可以修好壞掉的燈泡。」
為了發展科技，八○年代芬蘭擬定了國家創新策略，大量成立以應用為主的科技學院。二七％的大學生讀工科，比例在ＯＥＣＤ國家中最高。芬蘭每年為歐洲生產最多的工程博士，外國留學生到芬蘭，也有四成是學理工。
諾基亞企業溝通副總裁蘇米寧（A. Suominen）分析，諾基亞之所以能夠科技獨步全球，就是因為芬蘭的科技教育出色，總是能找到最好的工程師。
除了教育，芬蘭還專注投資創新研發，每年研發經費佔三．五％的ＧＤＰ，是全世界第三高。
芬蘭建國五十年時，國會送給芬蘭民眾的禮物，是撥款一億芬蘭馬克，成立芬蘭國家創新基金（Sitra），投資創業基金給創新和高科技創業。二十一年前，芬蘭政府又成立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功能很像台灣工研院，統合產官學界，聯手研發高科技和通訊產業。
Sitra、Tekes和芬蘭科學院三大研發機構，負責研究、擬定並執行國家創新策略。芬蘭被公認是全球最有創新企業環境的國家，在歐洲科技創新指標（ＥＩＳ，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最新的調查中，芬蘭是創新能力的領先者，而美國、英國和愛爾蘭只能算是追隨者；在創新表現上，是全世界第一名。
擁抱新思潮與科技
任職Tekes的經濟學家柯穆拉寧指出，芬蘭每年的研發經費有五十八億歐元，新政府在未來四年的施政報告中，提了二十七次創新，連車廂和電視廣告都會講創新，「對芬蘭人來說，談創新就跟吃飯睡覺一樣，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在Tekes工作十年的柯穆拉寧說。
芬蘭或許不是最有創意的國家，卻最願意擁抱新思潮和新科技。芬蘭是全球第二個賦予女性投票權的國家，也是全世界最早擁有女性國會議員的國家。在現任內閣中，有六○％的部會首長是女性。
一百二十五年前，芬蘭的Finlayson 紡織工廠，率先在北歐地區裝設電燈。貝爾申請電話專利之後六年，芬蘭的主要城市就設立了電話公司。
芬蘭同時是全世界行動電話和網路的先驅，在芬蘭，有超過一半的家庭，只有行動電話，沒有傳統固網電話。美國《新聞週刊》曾預言，芬蘭既有行動通訊和資訊科技的技術，又有結合這兩種科技的遠見，「未來將是芬蘭人的天下。」
距離北極圈只有三小時車程的奧盧（Oulu），是芬蘭新興的高科技聚落，薈萃了八百多家科技公司，且是諾基亞產品研發的重鎮。一九九一年，全世界第一通ＧＳＭ（全球行動通訊系統）電話，就是從這裡打出去。
四十幾歲的芬蘭環境部司長尤蘇卡寧說，如果沒有手機，芬蘭人的生活幾近癱瘓。在芬蘭，手機滲透率高達一一○％，不論是搭電車、洗衣服，甚至是機場報到、劃位、登機，都用手機付款或通知。談話間，尤蘇卡寧拿出他的諾基亞手機示範，按幾個鍵，預付兩歐元，接著拿手機就可以上電車，「對芬蘭人來說，手機不是科技，而是生活，」尤蘇卡寧笑說。
即使是交通警察在路上開罰單，也是透過手機連線稅務機關，幾秒鐘內查出駕駛人的所得，立刻算出罰款。
Smart future 芬蘭大未來
過去十年，芬蘭的穩定高成長，是先進國家的標竿典範，比起亞洲的後起之秀，也毫不遜色。
但是，鑽研創新的柯穆拉寧提醒，也許是永遠要為寒冬準備，芬蘭人總是會「先想一步」，對於現在的好成績，「高興一天就好。」
芬蘭人的未雨綢繆不是沒有道理。
今年，芬蘭在ＷＥＦ的全球競爭力排名從去年的第二名掉到第六名，ＩＭＤ世界競爭力評比則從第十掉到第十七名。今年，芬蘭的經濟成長率預估將下降至三％。這對芬蘭無疑是個警訊，因為要維持現行的社會福利制度，每年至少要有三％的經濟成長率。
費爾曼（S. Fellman）教授在赫爾辛基大學的辦公室，簡直是一座迷宮，已經刻意輕聲慢步，陳年地板還是嘎吱嘎吱響，左彎右拐的，一間不到兩坪的辦公室忽焉出現。辦公室堆滿資料、書籍，幾乎找不到可以站立的地方。
不能只有一個諾基亞
費爾曼研究北歐資本主義已二十餘年，在她的觀察中，芬蘭是所有北歐國家中，最容易受經濟危機影響的地方。芬蘭太倚賴資訊科技業，但是科技產業大幅成長的時代已經結束；更何況，芬蘭的科技業又太集中在諾基亞一家，中下游產業想在國際上競爭還很吃力。
「我們不能老是靠一個諾基亞，」費爾曼憂心地說。
芬蘭還有其他隱憂。
在麥肯錫顧問公司最新出版的芬蘭報告提到，芬蘭目前正處於十字路口，未來有兩大挑戰，一是產業的國際競爭，另外則是人口老化。
芬蘭是歐洲人口老化最快的國家之一，近十五年內，將有四成工作人口要退休；根據芬蘭國家統計局統計，未來三年內，芬蘭六十四歲以上的人口會達到一七％，退休金相關支出，將會吃掉一一％的ＧＤＰ，這將反過頭來侵蝕芬蘭在腦力投資上的佈局。
歐洲國家都面臨老化問題，但在芬蘭問題特別嚴峻。在所有歐洲國家當中，芬蘭是移民最少的同質社會，佔芬蘭人口僅有二％。另一方面，由於賦稅高、勞力市場條件嚴苛，芬蘭成為外資眼中最不適合投資的國家之一，在歐盟二十七國中，排名倒數第七。也就是說，芬蘭要發展任何產業或是投資任何新計劃，都必須靠自己。
Just for fun
另外一個罩門，非關外力，而是芬蘭人「不愛錢」的率性氣質。
科技與工業協會創新中心主任亞拉亞斯齊剖析，芬蘭人很會做看得見的產品，卻缺乏生意頭腦，也不懂得行銷，對賺錢更不積極，「不愛錢或許是人的美德，卻不是國家的美德，」亞拉亞斯齊搖搖頭，芬蘭人缺少創業精神，將損害芬蘭未來的發展。
新近被任命為國會監督委員會顧問的基恩德進一步剖析，芬蘭工程師不懂經商，開發新技術大部份是「just for fun」（純粹好玩），不是要發財出名。雖然芬蘭人在資訊科技有很多創新，專利數目也在歐洲名列前茅，可是，這些創新、專利大多賣給美國人。
芬蘭人賺到fun，錢卻進了美國企業家的口袋，托瓦茲就是最經典的例子。芬蘭出了一個電腦奇才，卻也失去一個大創業家。
話說回來，就像多數芬蘭人一樣，基恩德從不擔心芬蘭。人口老化是事實，但是芬蘭婦女平均一．八的生育率，比起歐洲、日本、韓國、台灣都高。況且，這幾年政府累積了豐富的積蓄，即使碰上幾年亂流，「也還支撐得下去。」
最重要的是，芬蘭人謙虛，不恥下問，總是在尋找新的標竿學習，從過去的瑞典、日本，到現在的愛爾蘭、新加坡，「不斷學習，而且聰明的學，才是芬蘭第一的秘方，」基恩德總結。
方向明確
你一定看不出來，赫爾辛基市中心這塊大花崗岩下面藏的是什麼。
這是芬蘭最有名的建築之一——岩石教堂，樸拙不花俏，堅固耐用又耐看，像它的國家。走進岩石，挑高透亮的教堂，讓人不自覺讚嘆。那時，坐在禱告椅上的荷蘭女子合唱團唱起聖歌，如沐天籟。
曾有芬蘭人說，生為芬蘭人，就等於是中了樂透。環境美、教育好、福利優，固然要繳很多稅，可是從政者又不貪腐，每一分錢都用在該用的地方。
父子兩代都是記者，亞諾思索芬蘭的未來，不知道是稱讚、還是埋怨地說，芬蘭人固執，當決定要走什麼路，就會一直走下去；芬蘭人總是形容芬蘭像一片平靜大海下的激流，默默努力前行，目標方向明確。那個目標，就是一個公平美好而又有實力的永續社會。
這個波羅的海的女兒，苦命了八百年，終成幸福國家的代名詞。台灣四百年勤苦，好不容易成就今天的繁榮。我們能像芬蘭那樣務實、謙虛，不斷學習，又聰明的學習嗎？我們知道自己要往哪裡走嗎？
小黑貂變大老虎－諾基亞不朽神話
文／蕭富元 攝影／楊煥世 2007-11-22
如果不是諾基亞， 芬蘭經濟難以振衰起蔽； 如果不在芬蘭， 諾基亞也不可能榮登全球最大手機製造商寶座。 兩者宛如水幫魚，魚幫水。 只不過在全球化的時代， 諾基亞這條大魚會不會游往他國？
小黑貂變大老虎－諾基亞不朽神話
就算你願意花兩百歐元（約一萬台幣），在九月的赫爾辛基也未必能找到一間旅館落腳。來自全球幾十國、上千名諾基亞（Nokia）供應商，早已將市區旅館預定一空。
九月的諾基亞全球供應商大會，台灣移民戲稱為「信義計劃區」的Kamppi中心，在香港人開的高級中國餐廳「皇朝」裡，偶而還會瞥見鴻海員工，和韓國三星幹部湊在一起吃飯，聊聊光寶最近斥資三億歐元，買下一家諾基亞在芬蘭的模具供應商。
芬蘭人不敢想像，如果沒有諾基亞，芬蘭今天會是什麼樣子？
要寫一部芬蘭現代史，絕對少不了諾基亞這一章。諾基亞和聖誕老人一樣，已成為芬蘭不朽的國家神話。
每個芬蘭人都可以告訴你，一百四十二年前，這家位在芬蘭西南部諾基亞河畔的木材紙漿工廠，怎麼樣從做衛生紙、橡膠、電纜起家，後來跨入電視機，最後成為全球行動電話的超級巨人。
芬蘭的開創者
諾基亞的生命史，也是芬蘭國家競爭力變遷的縮影。
據芬蘭科學院紐約辦公室主任、《諾基亞革命》作者史坦巴克（D. Steinbock）研究，諾基亞發展歷程的三大策略轉折點，和芬蘭經濟從生產要素導向，演變為投資導向，最後進步到創新導向，若合符節。
「在每個發展階段，諾基亞都是芬蘭重要的開創者與先發者，永遠勇於冒險，不當追隨者，」史坦巴克觀察。
諾基亞之於芬蘭，還不僅只是第一大繳稅戶而已。
鑽研行動科技的史坦巴克回顧歷史，芬蘭獨立後爆發內戰（一九一八年），領導右派白軍和親蘇紅軍對抗的，正是諾基亞前任董事會成員曼尼海默。當時諾基亞總裁佛吉赫姆，也披上戰袍，成為公司所在地的白軍將領。
有很長一段時間，諾基亞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遠遠超過它的國家，更是芬蘭經濟振衰起蔽的最大功臣。
富可敵國 營收比總預算多
芬蘭勞工經濟研究所所長基恩德（J. Kiander）歸納，芬蘭競爭力能超越工業強國，大部份要歸功於諾基亞在九○年代的高速成長。諾基亞一家公司，產值就佔芬蘭四％的ＧＤＰ，和四分之一出口值。芬蘭年經濟成長率三．五％，其中的一％是由諾基亞創造。
說諾基亞富可敵國一點也不為過。去年總營收四一一億歐元，比芬蘭政府一年總預算還多。芬蘭引以為傲的研發投資，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經費，是來自諾基亞的貢獻。
諾基亞的成功，帶動芬蘭數百家新科技公司成立，總共為芬蘭開創了四萬多個工作機會。至今，諾基亞全球六萬八千名員工中，芬蘭籍員工仍佔了一半。
芬蘭不能沒有諾基亞，相對的，諾基亞也不能缺少芬蘭。芬蘭國家政策獨厚資訊通訊產業，傾產官學三方，全力建立壓倒性競爭優勢，諾基亞從中壯大實力。如果不是在芬蘭，諾基亞也不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手機製造商。
芬蘭人是出了名的寡言。美國語言學者曾開玩笑說，芬蘭語是全世界最好學的語言，「因為根本不必開口。」二次大戰期間，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曾暫居芬蘭，他生動觀察到：「芬蘭人通行兩種語言，卻選擇保持沉默。」
Linux程式發明人托瓦茲就深切體會，芬蘭人不喜歡面對面溝通，於是熱烈擁抱手機這種發明。諾基亞轉向手機生意，沉默的芬蘭人功不可沒。
台大國際企業系教授湯明哲曾經研究，諾基亞的組織很像爵士樂團，非常有彈性和流動性，這也是諾基亞的芬蘭基因。將諾基亞帶向頂峰的前任執行長歐里拉就剖析，諾基亞能夠成功，在於它「沒有階級、非常扁平」的芬蘭性。
諾基亞的環保ＤＮＡ
芬蘭人酷愛自然的天性，也反映在諾基亞的生態足跡。
在國際環保組織眼中，諾基亞一直是綠色企業的典範。在諾基亞工作二十五年、負責環保事務的副總裁索米能（K. Sorminen）表示，諾基亞的使命之一，是成為環境議題的領導企業，芬蘭工程師在發想新產品時，都不會忘記他們的綠色初衷。
諾基亞每年要舉辦國際環保論壇，辦公室的能源消耗量每年也要減少六％，「芬蘭人的環保意識已經嵌入諾基亞的ＤＮＡ，」索米能說。
全球化消弭了國家的疆界，企業的國籍也愈來愈難定義。諾基亞到底還算不算原汁原味的芬蘭公司？
從股權結構來看，諾基亞是「美國人的」；從決策管理而言，諾基亞又是不折不扣的芬蘭公司，直到四年前，諾基亞資深管理階層才第一次有非芬蘭籍進入。
四十九歲的諾基亞企業溝通副總裁蘇米寧（A. Suominen）強調，沒有了芬蘭特質，諾基亞就不是諾基亞。在自我介紹時，蘇米寧指著自己的名片，帶著優雅自信的笑容說，在芬蘭文中，她的姓氏就是「芬蘭」。
芬蘭的血統，強化了諾基亞硬科技中的軟性氣質；諾基亞的存在，推升了芬蘭意識的認同。就像是活水中的活魚，彼此互相幫襯。
諾基亞手機擺在會議桌上，線上防毒軟體公司F-Secure創辦人席拉斯瑪（R. Siilasmaa）正在等待諾基亞執行長康培凱（Olli-Pekka Kallasvuo）的電話。從小喜歡電腦、十九年前創業的席拉斯瑪從沒想過，有一天他會變成諾基亞的供應伙伴。他認為，諾基亞對他們這些後生晚輩的最大啟示，是證明芬蘭企業也可以是世界領導者。
「以前芬蘭的大企業只能做橡膠靴和衛生紙，現在我們可以做全球最主流產品的第一大品牌，」席拉斯瑪親身體會，受到諾基亞鼓舞，芬蘭這十幾年創業風氣日益旺盛，創業者也比過去有自信。
在古芬蘭文中，諾基亞原指棲息在諾基亞河畔的小型黑貂。小黑貂如今化身行動通訊的大老虎，愈來愈國際化，芬蘭味道也愈來愈淡。
儘管受益於全球化，芬蘭人不免焦慮，諾基亞會不會總有一天要外移他國？下一個諾基亞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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