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學習的快樂不在於沒有壓力，而是在於客觀而單純地克服了挑戰：打開了自己原先僵固的視野、知道了原先所不知道的、弄懂了原先所不懂的、學會了原先所不會的。
向這句話致敬。我就算寫再多，也不可能更充分表達出這部片帶給我的感動。雖然電影增加了許多原著沒有牽涉到的觀點，但這仍舊是小說和電影共同的核心。
論大學生燒成績單的可能性
點評：大學生是成年人，應該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學院不能為他決定、也不能替他負責。
黃哲翰
前幾天我在大學的課堂上所看到的景象，讓我聯想起了前陣子台灣所報導的一則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新聞：中興大學提醒家長，未經子女（年滿20歲以上）的同意拆看成績單，將可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此外，有些學校在家長未徵得子女同意的情況下，也並不提供家長查詢子女的成績。
▲避《個資法》，中興大學提醒家長別亂拆成績單。(圖／取自中興大學網站)
對此，引出了網路讀者不少的意見。持反對意見者，有認為個資法不合理的、也有不少人主張父母付學費有權看子女成績、也有認為學生偷懶父母就該管的。持贊成意見者，則主要認為父母應尊重成年子女的隱私。
我在此並沒有要處理這些正反意見，只是想以人們對這條新聞的反應做引子，談談幾件我在海德堡大學、以及周遭生活環境中遇過的景象。
海德堡大學是德國最老的大學，至今已進入第627年。它同時也是我們戲稱「德意志長春藤」的九所菁英大學之一，諾貝爾獎得主的人頭照可以排出一串來展覽，而曾在此任教過的、在各學科歷史上留名的大學者，也數得上一卡車。
但這個學校的大學生，就我個人的感覺，他們的潛力素質不會比台灣的大學生(我所參照的對象是台北貓空大學與公館大學，這兩處是我個人所熟悉的)好到哪裡去。至於生活荒腔走板的程度，有些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上課的、吸毒的、把骯髒餐具都直接塞進冰箱的、狂歡時把腳踏車從宿舍屋頂砸向樓下的、醉酒把廁所吐滿穢物還懶得清理放了幾天讓它乾的......
然而他們整體上的學習成就，客觀來說，卻是台灣的大學生難以比擬的。平均起來，他們對課業的學習，稱得上相當專注。與台灣學生在外語能力上的明顯差異暫且不論，每門研討課上，都不乏出現對專業知識掌握得相當純熟的大學生(當然主要是高學年的，約可對應到台灣的大三到碩一之間)。這些課堂上的亮點學生，少則一、兩位，多則四、五位。就我看來，這些人的知識能力或許已不下於台灣的博士班程度，而在台灣的大學環境中，每一百人之中，可能還找不到一個這樣的人。
這是為什麼？
前幾天，在我老闆的演講課上，他問大家，由於下週的課程時間剛好撞上這裡的年度嘉年華，是否大家下週還想上課？舉手投票的結果，有九成以上都想繼續上課。
這不是個案。我所經歷過的這類投票，幾乎都是以壓倒性的多數贊成增加上課時數的。雖然我過去一直覺得上課好無聊喔我要在家玩小狗秉持著課業與休閒應該適度平衡的精神，都投了反對票。
藉由這個片面的例子，我所要表達的不是「他們都是熱情學習的認真魔人」，這不是我所感覺到的。
我所感覺到的毋寧是一種比較單純的態度。相對於台灣學生，在這裡的人們對於「學習」這件事並沒有太多奇怪的負擔，也沒有台灣那種彷彿是天生的對學業的微妙不屑感。對於感到興趣的事物，很直覺地會想繼續多聽點，這不是常人都會有的單純反應嗎？
在台灣的大學裡，平時按部就班地學習彷彿是一種罪，會帶給同儕們一種微妙不禮貌的壓力。所以如果要政治正確的話，大家都必須在別人面前刻意抱怨學業繁重好累好煩、強調自己又不小心混了整晚導致考試範圍都沒唸完、然後在苦哈哈的哀嚎打屁中彼此諒解，以此來表明自己也是大學生活圈的正常份子，不小心得了好成績還得遮遮掩掩，被揭穿時還要無辜地表示自己其實也不懂教授的評分標準。
因為，學習從來都不單純，它始終夾都帶著一些在我們人格的深層中拉扯出來的挫傷。
這種拉扯，自我們幼時入學開始，便體現在家長期待與學生意願間的對抗、以及一種隱性的階級劃分上。學習這件事，精確來說，是用來劃分學生階級、定義學生自我認同、以及分配地位與資源的憑藉。因此，在我們的教學系統裡，評分是首要大事。我們必須嚴格把關、區分等級，誰都必須獲得對其學習成就「公平」、「等值」的報償。
「公平」與「等值」才是台灣教育系統的基本精神。
好學生與壞學生、成績好、成績中等與成績差，名校與普通學校，都必須涇渭分明，分毫也不能含糊。家長也隨時準備好在面對評分系統的失誤時，為兒女披掛上陣，為那一分半分的誤差來爭個公道。
成績單就是最重要的階級憑證。怎麼能讓家長只因為子女「隱私權」這種小事就不過問呢？
而身為學生，則多少都必須經歷過這樣的撕扯：被迫得在同儕中區分你我好壞、劃定圈圈、定義對方也定義自己、跟誰好跟誰不往來、甚至需要在師長大人們與同儕間選立場站。最後，依據這種隱性的階級劃分，最後分別進入不同的大學裡生活。
故而，對學習保持距離，或多或少表達了大學生們對上述漫長的系統篩選之消極疲軟的反抗。在潛規則裡，認真用功的出頭鳥會是這個階級結構的共犯、是攀附既得利益階級的爪牙。因此，只要在離畢業還遠、離考研究所、高普考還有一段距離的安全領域中，大學生們會傾向禮貌性地避開「學習」這個敏感又感傷的話題，直到大家都不得不開始用功準備考試的階段——不是我自己想用功學習喔，而是因為現實所迫，要找未來出路。
我們已經到了如此地步：一定要訴諸現實問題的逼迫，才能證成自己做出用功學習的決定，而不再有歉疚與不安。而這樣的學習，當然都跟考試綁在一起。
至於單純為了學問的樂趣而學習、在課堂上追問老師問題、放假時還會上圖書館，始終是一種不能太過公開張揚的禁忌。那是大學中的少數天才、或是不會讀空氣的邊緣份子才能放膽享受的奢侈。
我們看到有太多人，就這樣把自己界定於學習之外，認為學習是只屬於好學生才能做的事、而讀嚴肅一點的書籍是專屬於知識份子的高級興趣，而與現實人間無關。學習是每個人都能享受的事，這彷彿只是教育者不切實際的理想。
台灣有些大教授總喜歡找機會批評學生不用功，我認為，這是一種既不嚴格、漫不經心又隔靴搔癢的批評，往往滿足了他們自吹自擂的虛榮心(但他們有些卻稱得上是學院溫室裡的老草莓)，卻並沒有著眼於被綁定在「學習」上的那些實存問題。
因為在上述學習背景中長大，讓我剛到德國大學時，感受到非常鮮明的反差——這是一個把「評分」這回事看得非常豁達而淡然的世界，「成績」也不是一種透過嚴肅儀式下頒佈的權威產物。
「隨便就給最高分，這麼灑脫，這樣真的好嗎？不是應該都要裝裝樣子給個不太高的分數嗎？」
「隨便用鉛筆在影印廢紙背後簽寫的成績證明，真的有效力嗎？」
「成績證明上課程名稱寫錯了，要學生自行塗改就好，這樣不違規嗎？」
諸如此類，這些都是我當時初體驗、或看到課堂上同學的情況時，所產生的疑問。
我們大學修學分的方式和台灣有極大的差異。我們在這裡沒有「選課登記」這回事，而是自己依照學程需要，安排去上那些課，然後在學期初或學期末，去找授課教師談，看看我在這個課需要幾學分、要怎麼拿。
各學院都會公布學分的公定價目表，例如：定時出席3分、口試2分、筆試2分、小論文2分、課堂報告1分、學期報告5分......等等。如果我在這門課需要10學分，就和老師談，看怎麼湊足，例如出席3分+ 口試2分 + 學期報告5分，這樣湊滿10分。
如果這門課我上了一半，覺得太無聊，可以直接不去聽。因為沒有「選課」這回事，所以也無須「退選」，也不會因此被「當掉」。不交作業不考試，這門課學分不拿了，換去別的課拿就好。
當然也沒有「二一」這回事。你如果在一門課得到不及格的成績，自己回家含淚把成績證明偷偷燒掉就好，然後再去別門課收集一張及格的，繳給系秘書室，作為畢業審核用。
拿學分的期限也很寬鬆。在授課老師沒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你可以在上完課一兩年後，突然想：「不然還是拿一下那門課的學分好了。」隨時去找老師，交上作業或請他給你考試，你就有學分證明了。
我們哲學系有個講師，學生問他有無繳交作業的期限，他回：你十五年後再繳也可以，前提是我還在這個大學裡。
在這套系統下，原則上沒有硬性的修業年限，所要求的是學生高度自主，他必須明確地為自己的學習項目與時程做好規劃。各系所也都有學業諮商者，學生很常需要去找他們商談自己的學業規劃。每當學期初與學期末，在每週開放的諮商時間，總是能看到學生大排長龍。
以上是對學士／碩士修業的情況（當然，不同學院的學程會與上述有些許出入，特別是學位綁定國家考試的，修業限制會嚴格點）。至於博士研究者已被視為一個獨立研究者，而不再是「學徒」，所以大部分學院對於博士研究者並無規定修課的義務，我們主要專注在自己的研究與論文寫作上，若自己有興趣、有需要再去聽課。
這樣的授課與評鑑的系統，依照傳統德國學院的理想，屬於「學院自由」的一部份。前幾年，德國大學為了和國際接軌，做了大幅度的改制，同時也開始寬鬆地限制修業年限，乃至於要求上課出席率之類的。但這個改制始終遭受學院傳統聲音的批評與不合作。
我老闆的立場是堅持維護傳統學院精神，不遺餘力地反對新學制，講課時有機會就拿新學制來酸一下。在一門課，有學生下課後問他：「您都不點名，這樣我們怎麼拿修課證明？」（他只需要修課的出席證明，而不需要成績。）我老闆便在下一堂課公開宣布：「我的想法仍是老派的，我認為點名違反了學院自由，我在這裡向您說，只要您告訴我一聲，您不需簽到，我就會給您修課證明。」頓時台下全體敲桌喝采。
然而台灣人也許會問：這樣學生矇騙打混怎麼辦？傳統德式學院的回答會是：大學生是成年人，應該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學院不能為他決定、也不能替他負責。
當然，相對於德式學院，台灣的學院始終都必須負起上述那些看顧小孩的責任，大學只是幼稚園、小學與中學的延伸；這種壓力不只來自家長，也來自社會，包括學生講話不禮貌時要趕緊主動向社會道歉之類的。
如此「責任制」的學院，表面上所擔負的是教養責任，就其「下層結構」來看，其反映的更是一種「公平」且「等值」的評鑑系統，擔負著有效率地區分階級、界定認同、分配資源、決定獎勵的社會責任。（現在它連自己都下海成為了評鑑系統中的評鑑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社會便很難單純地去談對知識與學問的追求、更難不帶芥蒂地去談對學習的樂趣。
上上週，我在電車上聽到身後兩位小女生的談話。她們看起來約十一、二歲上下，聊著聖誕節從阿公阿嬤那裡收到的禮物有多奇怪。聊著聊著，就聊到接下來放假在家要做什麼。其中一個說，看書啊。另一個說，喔，我要繼續學英文和拉丁文，然後開始講起學習的內容。她們是如此稀疏平常地聊著，把那些學習內容講得如此輕快。
這些裡面沒有夾帶禁忌、不是要消極抗議的對象、沒有埋著那些撕扯著人格的傷痕，以至於令我訝異它是如此乾淨，像當時窗外雪原上的積雪。我幾乎不曾在台灣學生的閒聊中聽到這些關於學習內容的話題——除了考試完互相對答案。我背對著她們默默偷聽，直到她們下車。我想，等她們長大成年，她們的爸媽應該也不會拆看她們的成績單。
就算想拆看，她們也能先燒了它。
●作者2月3日補註：
寫這篇文章，著眼於突顯台德對比，藉此描繪台灣學習氣氛裡的某種內在結構。因此文章沒有太多空間去著重於「平衡報導」，我挑選出來的例子，是我認為鮮明且具代表性的，足和台灣對比出明顯差異的。對我而言，做到這一點，這篇小文的任務就達成了。
也許有不少讀者讀完文章，會對德式學院產生某種「烏托邦」的想像；確實，這樣的烏托邦是德國傳統學院精神一貫秉持的理想，因此實際上也獲得了相當的實踐，這是台灣的學院所沒有的。特別是海德堡大學一向驕傲地自詡為德式學院精神的掌舵者，在這裡看到的個例往往就更加鮮明。
當然，對學生普遍而言，在德國大學的學習還是免不了各種關於畢業、出路甚至社會期待的現實壓力。但是這樣的壓力，與台灣相較，鮮少涉及到人格深層的糾葛與拒斥，而比較客觀地像是人們可以自主選擇接受的、有挑戰性的任務。面對這樣的壓力，師生們的想法會是這樣：如果你自認不行或沒興趣，為什麼不換跑道呢？而換跑道的可能性始終是很開放的，休學、轉系、轉校是常態，基本上也不造成什麼負面觀感。教育資源分配平均、選擇性開放多元，是支持著這種自我負責的學習精神的制度基礎。
據此，學習和壓力是分不開的。只是我們應該去探問，壓力的來源是什麼？是來自於學習本身所具備的挑戰性、還是來自於其他因素？來自於學習本身的壓力，通常不會耗損我們對學習的單純興趣，但其他的壓力卻會。藉由本文，我的重點不在於主張「沒有壓力的快樂學習」，而是希望去探問「客觀而單純的學習」的可能性。通常，學習的快樂不在於沒有壓力，而是在於客觀而單純地克服了挑戰：打開了自己原先僵固的視野、知道了原先所不知道的、弄懂了原先所不懂的、學會了原先所不會的。
能清楚地分別這些、並且自我負責地決定、學習、進而思索，我們才能開始談論人的「自覺」，乃至於「啟蒙」、「溝通」甚至「批判」。一個社會健全的公民意識，往往能在其學院精神裡找到它的根源。一個只以區分階級、分配資源、職業訓練和論文製造為己任的學院環境，只能自絕於上述聯繫之外，同時讓整個社會僵固、枯竭、崩壞。
(●作者黃哲翰，原文《論大學生燒成績單的可能性》發表於臉書網誌，如蒙轉載、剪貼，需事先徵求作者同意。ET論壇歡迎網友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這啥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