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從三國時期魏國廷尉高柔勸諫魏王修改連坐法談起,討論台灣民主的真正困境:不是沒有選舉,而是缺乏選舉前的審議(deliberation)。當意見無法在實行前被發現、理解與檢驗,民主就會變成用全民生活試錯的大型實驗場。
一、高柔是誰?他如何說服魏王修改連坐法?
剛剛在臉書上,看到一個中國的頻道在講三國時期的高柔。
高柔是魏國的廷尉,相當於當時的最高司法官。有個逃兵,按當時的連坐法,他的母親和兩個弟弟都要一起被處死。
高柔去見魏王,他沒有談同情,也沒有喊口號,他談的是法的道理:
逃兵已經跑了,殺他的老母幼弟,既追不回逃兵,也嚇阻不了下一個想逃的人,反而會讓百姓覺得法是殘酷的、不講道理的。法如果只剩下恐懼,就沒有人會真心服它。
魏王最後聽了,修改了連坐的範圍。從「株連治罪」,走向「罪止一人」。從用血緣來威脅人,走向用個人責任來定罪。
這個故事之所以讓人停下來,不是因為它古老,而是因為它在問一個我們現在還在問的問題:一個社會要用什麼來維持秩序?是靠恐懼和切割,還是靠大家願意相信的規則?
廷尉:魏國最高司法官,負責審理重大案件與司法制度
二、這類歷史頻道,在中國興起,在台灣式微
這類講歷史、講制度演變的頻道,在中國越來越發達,在台灣卻越來越蕭條式微。
我的觀察是,在台灣,這類頻道幾乎無可避免地必須政治表態,幫忙傳播帶有仇恨與切割族群的價值觀與情緒。不表態,就沒有流量;表態了,就失去了原本想講歷史的空間。
而在中國,我看到的這類頻道,並不是在倡導「民族團結、國家強大」這種口號。它們很專注地在展現一件事:何謂理性的思考,如何用這種思考能力看待事情。
讓人民能真正的理性思考,不要習慣於用口號與情緒判斷政治與社會文化,不要用死背硬記處理科學。這是我能看到與聽說的,中國的發展方向,與教育改革的方向。
台灣幾十年,完全沒有思考或討論這種事情的意願,連對這種議題去質疑「立場」都懶。
這裡的差距,不是誰比較愛國,而是:誰還在練習思考,誰已經放棄練習思考。
三、什麼是民主的審議?為什麼選舉不夠?
一個民主制度要維持下去,單靠「選舉時人民能不能選出自己想要的」並不夠。
真正有用的觀點與意見,必須要在獲得實行的機會以前,就被充分的發現、瞭解和討論。否則整個社會就會變成一個純然的大型實驗場而已,效率慢又浪費。
民主如果沒有審議,就會變成一個用全民生活試錯的大型實驗場。
選舉是「決定權」,但不是「發現問題的能力」。
如果一個社會只有投票,沒有在投票之前就把各種意見攤開來、好好辯論、互相挑戰,那投票投出來的,就只是當下情緒的總和。投完之後才發現「啊,原來這個政策有這個副作用」,那就只能等下一次選舉再來修正。而每一次試錯的代價,都是由最弱勢的人先付。
真正能讓民主運作的,是投票「之前」的那個過程。學者稱之為 deliberation,審議民主。
它至少包含三層:
1. 意見要能被「發現」
不是只有主流媒體、政黨、網紅說的話才算意見。像高柔,他不是最有權的人,但他看到了一個制度漏洞:如果當時沒有一個讓廷尉可以直言的管道,這個意見就永遠不會被發現。
在現代社會,這個「發現」靠的是獨立的媒體、學術研究、地方社群、甚至像我剛剛看的那種歷史頻道。它們的功能不是喊口號,而是把一個被忽略的角度帶到檯面上。
2. 意見要能被「理解」,不只是被聽到
高柔厲害的地方,是他沒有只說「不要殺,很殘忍」,他把魏王的語言翻譯過來:你想要的是國家穩定、軍隊不逃亡,對不對?那殺他家人反而達不到這個目的。他讓對方在自己的邏輯裡,看到自己的政策是矛盾的。這才是「理解」之後的討論。
台灣現在很多討論是停在「聽到」的階段。你說 A,我說 B,雙方都聽到了,但都沒有真的去理解對方為什麼這樣想。
3. 意見要能在「實行前」就被檢驗
一個好制度,應該讓錯誤的想法在紙上、在辯論桌上就被淘汰掉,而不是等它變成法律、變成預算、變成受傷的人之後,才來後悔。
台灣現在的問題,很多時候不是沒有選舉,而是這個「事前檢驗」的環節被情緒和立場壓縮了。一個政策還沒討論內容,就先被貼上藍、綠、親中、反中、親美、反美的標籤。標籤一貼,討論就結束了,接下來就是動員投票。
所以台灣的民主連談論輸贏都沒有意義,因為台灣的民主已經失去功用了。不是投票本身沒用,而是投票前面的那個「想清楚」的機器壞掉了。只剩下投票的殼,裡面的審議被掏空了。
四、台灣沒有這種地方了:題材狹隘,創作者活不下去
台灣沒有這種可以「實行前先好好討論」的地方了。
題材很狹隘,經營者活得很困難。不然就是要犧牲專業,不然就是根本別碰這類題材。
第一種:犧牲專業,換流量
本來想講制度、講高柔怎麼修法、講連坐法為什麼無效。結果發現這樣講沒人看。改成情緒標題,流量來了,但原本想講的法理脈絡全被切掉了。久了,創作者自己也忘記當初想講什麼。
第二種:堅持專業,但活不下去
認真做考據、做長影片、做系列。觀眾很喜歡,但就是那幾千人。沒有廣告主敢投,因為題材一碰到歷史、法制、兩岸,就很容易被歸類為「敏感」。沒有收入,就只能用愛發電,最後就是停更、轉行。
第三種:根本不碰
這是最多的。聰明的人都看懂了,與其碰這種吃力不討好的題材,不如去做美食、旅遊、理財、感情。至少那些題材不用每天擔心被貼標籤、被出征、被演算法降觸及。
表面上看是政治壓力,但底層其實是市場結構的問題。當市場高度依賴單一平台的演算法,搶注意力最快的方法,就是情緒和立場。不是因為台灣人特別愛吵架,而是因為在這個結構下,「講清楚」是賠錢的,「講情緒」才是賺錢的。
五、台灣的市場其實非常大:東南亞華人與歐美觀眾
有人會說,這是因為台灣市場太小。但這是錯的。
台灣的市場非常大,因為東南亞華人也很多,甚至歐美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也很多。
東南亞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加起來是幾千萬人。他們很多是從小聽中文、看華人歷史長大,但他們的視角又跟中國大陸不完全一樣。他們對「什麼是中華文化」、「什麼是法制」、「什麼是包容」這些問題,其實有自己很獨特的經驗。
再加上歐美現在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人也越來越多。他們不是獵奇,而是真的想搞懂:為什麼中國人這樣想事情?三國到底在講什麼?為什麼一個兩千年前的廷尉修法,會到現在還有人在討論?
這個市場加起來,根本不是小市場,是超級大市場。
而且台灣在這個市場裡,本來有一個中國大陸沒有的優勢:台灣可以用更自由的方式,去講同一個故事。
同樣是講高柔,台灣的頻道其實可以講得更完整:可以講高柔的局限,可以講魏王為什麼一開始會想用連坐,可以講當時老百姓的恐懼,可以講這個修法後來到底有沒有真的落實,還是只是紙上談兵。這種「不一定要有標準答案」的講法,對於東南亞華人和歐美觀眾來說,反而更有吸引力。因為他們要的不是宣傳,而是一個可以信任的、願意把複雜性講出來的敘事者。
那問題就變成:市場明明這麼大,為什麼台灣的創作者還是活不下去?
答案可能不是市場不夠大,而是台灣的創作者被「台灣內部的政治市場」綁住了。
一個台灣的歷史頻道主,他第一個要面對的不是東南亞觀眾、不是歐美觀眾,而是台灣本地的演算法、台灣本地的留言區、台灣本地的政治標籤。他只要一開口講中國歷史,立刻就有人問:你是不是親中?你是不是在幫中共洗白?你是不是在搞統戰?
他還沒走出台灣,就先在台灣被消耗掉了。還沒機會去服務那個更大的市場,就先被本地的政治鬥爭給定義了。
如果台灣真的想用這個大市場,第一步可能不是去做更多內容,而是先給創作者一個「可以不表態」的空間。讓他可以說:我今天就是來講高柔的,我不代表任何政黨,我只是想把這個制度演變講清楚。
六、結論:高柔教我們的,是如何思考,而不是如何選邊
高柔沒有喊「愛國」,他沒有喊「為了魏國強大」,他就是很冷靜地在算一筆帳:殺三個人,能不能解決逃兵問題?不能。那為什麼還要殺?這個「不能」就是理性。
一個社會如果有一大群人習慣了用理性思考,就算他們的政治制度不一樣,他們在做決定的時候,犯錯的機率還是會比較低,修正的速度也會比較快。因為他們至少有能力在心裡先做一次「思想實驗」,而不是一定要用真實的人生去試錯。
而一個社會如果長期只習慣用口號和情緒來判斷,連質疑立場都懶了,那它就只能靠選舉後的試錯來學習。而試錯的成本,是全社會在付。
台灣如果連「把事情講清楚」這件事都養不起,那它要怎麼在做決定之前,先把意見發現、理解、檢驗?
它就只能變成:效率最差的實驗場。因為我們不是在用討論來避免錯誤,而是在用全民的生活來為錯誤付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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